疫情嚴重衝擊下的政府作為省思

　台灣原本被認為是新型冠狀病毒疾病（COVID-19）的防疫優等生，然在5月初經過華航機師染疫、諾富特飯店、萬華阿公店等一系列的傳染後，疫情迅速擴散至台北市、新北市，進而蔓延至其他各縣市，全台迅速升為三級警戒，染疫死亡人數攀升，疫情一發難以收拾。人們身處缺水、缺電、缺疫苗的生活環境，停班、停課嚴重影響日常作息，造成人心不安之情緒高漲；甚至「用腳投票」赴美打疫苗者，也是大有人在。

　台灣在防疫、抗疫上的表現，有如「龜兔賽跑」。疫情發生初期，口罩國家隊表現出色；而後的發展，台灣卻顯得有些鬆懈與自滿，也造成在疫苗研發與取得上，居於嚴重落後地位。原先引以為傲的「超前部署」，幾乎淪為笑柄。然而，為了爭取抗疫時效，降低傷亡、拯救生命，無論是國內研發或國外製造，當應雙管齊下，及時取得足夠、有效的疫苗，讓台灣2,350餘萬人免於疫病侵襲的恐懼，才是上上之策。依據專業機構對英、美、以色列等國打疫苗的報導可知，疫苗接種率高於一定程度，確診案件將大幅降低，呈現明顯的反向變動關係，死亡率更經實證會逐步改善而大幅降低。因此，取得與施打疫苗，絕對是政府與人民當務之急。

　抗疫視同作戰，應該要有周詳的計畫、策略、行動方案與步驟，隨疫情變化而與時俱進、動態調整，以期降低疫情失控的風險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台灣這一年半以來，在國外疫情嚴重時，似乎缺乏同理心與危機感，未能安排周詳的應變計畫，讓時間平白流失，錯失提前部署良機，尤其在疫苗的取得上，呈現束手無策、仰人鼻息的窘境。由於生命與時間賽跑，哪能經得起如此拖延，難怪最近各方怨言四起，對執政者不滿聲浪漸高。

　政府發展本國生技新藥產業是既定的政策，應該讓其水到渠成，切勿揠苗助長，否則極可能付出昂貴的社會成本。政府若欲獎勵生技新藥產業發展，應依法透過正規的融資、保險、補助、租稅優惠等方面來協助，而非在此時此刻以優先採購國產疫苗之方式助其發展。由於政府在疫苗取得上瞻前顧後、不夠積極，痴痴等待國產疫苗，卻使得政府在國外疫苗取得上，呈現嚴重的「落後部署」現象，「政府失靈」窘象畢現。

　抗疫與紓困為政府當前兩項重大任務，彼此間具有密切關係；且在當前情勢下，取得疫苗更是首要工作。前已論及疫苗取得牛步化，至於紓困卻顯得過於劍及履及，兩者呈現不協調的局面。其實，在疫情趨於嚴重、衝擊民生與經濟之前，政府就應該「超前部署」檢視現行預算，以「移緩濟急」的方式，紓解對經濟及社會的衝擊；經費實在不夠，無力支應大規模的振興經濟、拯救失業、救濟窮人之計畫時，再以特別預算舉債籌措財源，才是較負責任的態度。然而，政府似乎沒有經過這些努力，就一味以舉債方式大筆融通，坐視財政急遽惡化，不無令人疑慮之處。

　面對疫情之遽變，立法院緊急通過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》的修正，將經費上限由原先6,300億元，擴增至8,400億元，讓原可用的2,100餘額，倍增至4,200億；因此透過紓困4.0特別預算，先行動支2,600億元紓困金，讓730萬人次受惠，紓解失業與倒閉者的生存與生計問題。此種安定人心的作法，看似理所當然，卻也有令人質疑之處。若經各方努力取得疫苗，此刻就不須花上數十倍的經費大量舉債紓困；如今因官僚決策缺乏效率、政治因素扭曲疫苗決策，無法即時取得疫苗，救生民於水火，不但造成人民健康與生命價值上的巨大損失，也大幅提高財政負擔。

　其實，打疫苗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辦法，也是人民引頸企盼的核心關鍵。全體國民公費打疫苗，總共只需約300億元，就能保住人民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，維護社會經濟穩定，其社會效益遠遠大於成本，也就不需花上2,600億元的代價來大肆紓困。

　回顧政府近來的財政作為，每每遇到天災、疫情之特殊時刻，總是以特別法伴隨特別預算舉債融通，已經成為常態。政府舉債紓困，救經濟、顧民生，在當下人民對政府舉債融通的容忍度較高時，看似合於情理；然而難免因此流於行政部門藉機大撒錢，立委諸公為了討好特定選民，卻怠於替人民看緊荷包之譏！

　又屆全民繳稅的季節，如何讓納稅人在繳稅後感到「物有所值」的問題，值得政府深思。否則，只會把納稅人的錢拿來紓困重分配，不思積極解決疫苗的難題，最終恐怕還是難逃人民選票的審判吧！